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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命理文章的起源 

　　這些命理系列的相關文章都是當年二十五、六歲年輕氣盛時所寫下的，所以字裡行間難免會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那種自以為的氣勢！當時對社會上很多人事物都看不慣，其實現在也還保留一點這種文人性格，譬如我就對時下當紅的"霹靂火"頗不以為然。不過，因為現在經濟上寬裕了，比較不像當初那般憤世嫉俗，而且也自覺有些市儈與腐化，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人總是會成長的。想當初那些體制外擁有偉大改革情操，誓言讓台灣人出頭天的民進黨，在執政掌權不久後也開始沉淪，所謂的“國民黨化”了！或許當初他們並不是比較清廉，而是沒有資源腐敗罷了。還有那些大陸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民運人士，因時空的轉變，也漸漸的失去國際舞台與媒體關注，尷尬的開始為茶米油鹽醬醋茶的俗事在折腰。所以呀！我就醒了，而且當初我是如何千辛萬苦擠破頭才進來這個圈子的，還是不要虧待自己，趁年輕時憑本事正正當當的多賺點錢，將家人安頓照顧好，買棟屬於自己的房子，開車上下班，在冷氣房裡打打電腦、開開會，過著白領階級的生活，目前看來這還比較實際與重要，或許將來哪根筋不對，再來做以前覺得是"大事"的傻事吧！

　　這些早期所寫的命理相關文章，當初還頗有誠意的下了很大工夫去蒐集資料，經濟上已相當拮据的我也硬著頭皮砸下重金買一堆書來參考研讀，日以繼夜、挑燈夜戰的撰寫有關命理的反駁文章。其實為的就是氣不過，憑什麼我在工地拉電線，而那些明星化的命理專家們養尊處優，在電視上大放厥詞，耍耍嘴皮子，然後口袋裡就麥克麥克，對此甚為感冒與不屑。於是乎，振筆疾書，欲一吐為快，當然，這其實多少也懷抱著想一夕成名的美夢。現在回過頭去看這些作品，其實自己也頗為訝異與讚嘆，當時怎會有如此的精神與毅力去從事這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呢？對照當初在寫作上的流暢文筆，資料上的旁徵博引、以及引經據典的紮實功力，還有一針見血辛辣的筆觸，如今反而感到汗顏，真不知是否流行歌詞寫多了，遣詞用語的能力反而退化了。

　　其實當初原本是有出書計劃的，後來因故打消念頭。原因很多，主要是後來我自覺對命理了解其實並不透徹，我始終覺得對一件事物如沒有徹底的了解，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狀況的話，就沒有發言權；再則後來也認識了些年輕誠懇，態度謙卑的命理師，他們熱情認真的幫你分析與建議人生的規劃，並且相信這是可以幫助他人了解自己的志業，他們看來其實也沒那麼十惡不赦。所以，或許我不該用斂財與迷信這樣苛薄激進的字眼去攻擊與毀謗命理，想想實在有失厚道。最後，還有當時我人根本就還在桃園修水電，還沒認識到憲哥、杰倫這種大ㄎㄚ，我想也不會有人有意願幫我出書吧！

　　在一個民主多元的社會，有什麼不能公開評議與討論呢？台灣朝野連國家統獨這類攸關立國根本的議題都可以拿出來討論能不能公投了。所以我還是選擇將這些文章轉貼在網站上，一方面是強調命理術數這些東西是有它的討論空間，對此議題你可以有不同的見解與看法。命理師就某種程度而言算是一種心理治療師，而且地理風水的概念，根本就早已深入台灣社會各個階層，成為一種民俗與特有文化了。在此特別聲明的是，民俗與迷信是二碼事，在廟會裡放鞭炮跳八家將是民俗，相信八家將們刀槍不入則是迷信；因為屈原跳汨羅江而我們在端午吃粽子是民俗，生了病去廟裡求香灰當藥吞則是迷信。像眾所皆知的“龍的傳人”的作者侯德健，不也成了易經解讀的專家嗎！

　　有些事情彷彿在冥冥之中就註定好了，現在的我對命理不再像當初那麼有預設立場了，閱歷多了就不再那麼衝動了，火氣也沒這麼大了，這些文章如今登出來，最大的目的是做為成長的一種記錄吧！畢竟那是代表著我二十五、六歲時的心境與所關注的事情。


迷信歪風

      
　　 一股前所未有令人嘆為觀止的「迷信歪風」，現正在全台如火如荼的蔓延開來，隨著有線電視靈異節目及報章雜誌命理專欄的煽動鼓吹，加上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命理補習班，坊間書肆的談神鬼的叢書，以及命理教學錄影帶等的推波助瀾下，「迷信歪風」猶如野火之勢，一發不可收拾，而拜此股「迷信歪風」所賜，國內命理的相關行業正一片欣欣向榮，恣意的茁壯中。君不見一些荒誕不經的靈異現象、怪力亂神之事；以及故弄玄虛的命相風水、占星卜卦之說，現已成為街頭巷尾，噓寒問暖的熱門話題，如遇有巧合的靈異現象或偶然的命理印證，則更是如獲至寶，欣喜若狂，必定加油添醋，穿鑿附會的渲染一番，然後津津樂道如數家珍的跟眾親朋好友分享。最後並一傳十，十傳百的廣為流傳。

　　這股甚囂塵上漫瀰全台的「迷信歪風」，正橫掃通都大邑，襲捲窮鄉僻壤，可謂見縫插針，遇洞灌水，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無一不能倖免，而陶醉其中，如癡如狂，無怨無悔的，不獨為村夫愚婦所專有的權利，其中不乏飽讀詩書的文人雅士，嘔心瀝血，廢寢忘食的埋首其中。於是乎，在諸多非科學的命理迷信，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滲透灌輸下，造就了一批批「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的宿命論群眾，並使他們對五術（山、醫、命、卜、相）抱持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服膺態度。嗚呼哀哉！迷信本身固然可憐，但不知自己迷信就是可悲，而導人迷信則是可惡。

　　當然，這沉痾千年之久的積習痼疾，絕非一時、一地、一人所能扭轉。君不見史記第一二七卷「日者列傳」中所載：「賈誼譏司馬季主（占卜術士）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悅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利於己。」由此觀之，賈誼所敘那千年前的算命伎倆，竟與今日江湖術士裝神弄鬼，招搖撞騙的行徑如出一轍。如此一來，那些仙風道骨，道貌岸然的大師們，其所謂的改命解運、趨吉避凶之術，不過食古人之牙慧，了無新意可言。

　　此次的「迷信歪風」中，相當程度的受東瀛影響，尤其是西洋占星術、血型學、姓名學等「術數」，根本就完全移植自日本。當然，這不足為奇，台灣原本就在流行事物上對日本亦步亦趨，一味的抄襲與模仿。雖然脫離日本在政治版圖上的殖民統治已經五十年，但是，現今的流行文化又將其殖民色彩承襲下來。

　　先談西洋占星術受日本影響的部份。顧名思義，西洋占星術源自於西洋，但是，台灣的占星術版本卻脫胎自東洋。最早將西洋占星術的方法，以商業性的書刊在台灣問世，是在民國五十七年，翻譯自門馬寬明先生的原著，由鴻文出版社出版的《簡易占星術》。之後，台灣開始大量翻譯、抄襲日本星座的名家原著，時至今日，在星座的名稱上，仍可見到如牡羊、射手、山羊、水瓶、處女（日原文乙女，即處女）等日本式的星象譯名。

　　再論血型學方面，台灣第一本探討血型與氣質間關係的著作，是在民國六十二年間，翻譯自能見正比古教授的原著，由希代出版發行的《從血型看性格》一書。從此，台灣的流行書刊開始在何種血型會有什麼性格的外在表現上，大放厥詞。至於姓名學這一項，在這裡論及的姓名學，並非中國傳統上，依一個人的生辰八字，以陰陽五行生剋的道理（如命理缺火，取名焱；命中少水，取名淼等）來取名的方式，而是指「熊崎式」姓名學。也就是依照姓名筆劃的多寡，來判定吉凶禍福的方法。最早是在民國二十五年，由日本熊崎建翁的得意門徒白惠文先生所發表的《熊崎式姓名學之神秘》，該書堪稱本省姓名學方面的濫觴。

　　以上這三種「術數」在台灣地區所發展的時間都不長，但其源流都來自日本，則是鐵一般無庸置疑的事實。

　　古代中國一直都非常缺乏自然科學的精神，在清代所匯編的鉅著《四庫全書》中，也唯有子部的天文算法類稱得上是自然科學。但是，這碩果僅存的自然科學，長久以來，一直被帝王將相當作占測人事福禍的工具，始終擺脫不了迷信色彩。

　　在西方，哥白尼（Copernicus）於一五四三年出版《天體運行論》（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Celestial Sphere ），確定了「日心說」（即太陽為宇宙的中心，現知太陽只為太陽系之中心）時，中國明朝的知識份子卻仍在僵化的八股文中，窮其一生之努力，為的就是赴京趕考，求取功名。而煉金術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已淪為笑柄，中國十九世紀末葉的義和團竟還在神功護體，刀槍不入。當文藝復興的浪潮席捲全歐，迫使占星術（Astrology）與天文學（Astronomy）在十七世紀正式分家，中國那套科學與迷信始終混淆不清的天文學，卻一直沿用至滿清覆亡為止。在這裡，不禁令人錯愕的體悟到：「中國人最大的悲哀，不是落後，而是不肯向前」。千百年來，崇古之風在中國非常熾盛，歷久不衰，進而滯礙了多少新觀念的開創。中國的術數家把著作於三千多年前，西周時代的卜筮之書《易經》，奉為至尊寶典，是一切命理演算的圭臬。於是乎，一代接一代，前仆後繼的投入《易經》這部巫書的註解再註解。《易經》它的內容曖昧不明，字句模稜兩可。使得術數家們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作出任何形式的解釋，而這些解釋通常只是術數家個人主觀上的認定，根本不具事物分析上的客觀與邏輯性。《易經》」總歸只是占卜之書，中國人卻在這部書上，虛耗了三千多年。

　　在人類的科技文明已經登陸月球，並且了解地球是以太陽為中心，循一定軌道環繞的九大行星之一時，如果任何的人事地物還以「地心說」（地球為宇宙之中心）為基礎，在上古時代所創造出的占星術為主要依據時，其行徑已非無知，簡直無恥，完全漠視歷代實事求是的科學家們，為人類無窮的求知慾，所付出的千萬血汗。唉！人類最大的敵人，不是貧窮，而是無知。對於目前盛況空前，百家爭鳴的命理迷信，諸如八字、紫微、占星、卜卦、堪輿等術數，你相信了多少？是否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定數。命中註定該受絞刑的人，絕不會遭水厄？所謂「蜈蚣百足，行不如蛇，鵪雞翅大，飛不如鳥，時也，命也，運也，非我所能也」。難道「人定勝天」是句敷衍失敗者的話，我們非得如此消極認命嗎？

　　那為何一場戰爭、一場災難、一場瘟疫下來，成千上萬人同時死於非命，難道他們的生辰八字、吉凶禍福都一樣嗎？還有陽宅風水的擺設格局又憑什麼能對個人的健康、婚姻、仕途、財運造成影響，這些是有科學的理論基礎，還是啼笑皆非的把戲？事實上，可以左右一個人的命運的原因相當多，諸如社會、政治、文化等外在環境，以及外貌、學歷、性格等內在因素。如何能拋開這些內外在的影響不談，空論一個人出生的年、月、日、時，對命運所造成的影響力呢？這種宿命論的觀點，任誰都無法茍同。況且連明未知名命理學著作《三命通會》卷六中，作者萬民英也不得不無奈的承認：「大貴人莫過於帝王。考歷代創業之君及明朝諸帝，無一合者（附合帝王命的生辰）。余嘗謂天下之大，生民之眾，如此年、月、日、時同生者，豈無其人，然未必皆大貴人。要之天生大貴人，必有冥數氣運以主之，年、月、日、時多不足憑。」

　　有關抨擊命理學非科學的書籍，在市面上猶如鳳毛麟角，非常罕見，倒是有一類文章時有所聞，那便是命理學界互揭瘡疤，彼此攻訐之作。或許自古文人相輕，同行相忌吧！不過，在他們相互排斥詆毀對方的學說依據時，一方面又鞏固美化自己的理論基礎，在旁人看來，實屬五十步笑百步之舉，誠屬無益。本書的著作是經過深入的觀察，多方面的考據，以及廣泛的蒐集資料下所撰寫而成，不同於一般非命理人士韃伐命理迷信時，所落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反對論調，從任何一項「術數」的來源，相關的資料，以及對社會風氣的危害程度，做了一番完整而通盤性的探討，相信將會給予那些被過度奉承、恭維，甚至神化的術士神棍，一記結結實實的當頭棒喝。

　　在現今「迷信歪風」日益猖獗惡化之際，我們需要不同的空氣，在多元化的社會，我們冀望不一樣的聲音，誠如法國文學家伏爾泰（Valtaire）所說：「我雖然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誓死擁護你說話的權利！」是的，我們有反對迷信，說出真話的權利。


崇洋媚外的西洋占星術


　　什麼是十二次？何者為三恆二十八宿？知道這些中國古天文學名詞的人恐怕不多，就算略有所聞者，要他逐一寫出十二次的名稱，除非他對星象學頗多涉獵，或是以占卜為業的術士，否則一般人肯定無此能耐。但是，如果你問他西洋十二星座的名稱，或者白羊座的出生日期為何時，相信回答的人多如過江之鯽，因為就連國中小女生都能對答如流。

　　中國傳統的占星術，也就是所謂的「七政四餘」，又稱「果老星宗」在西風東漸，外國的月亮比較圓的心態下，已經逐漸式微。特別是在流行的書刊上，一直都是舶來的西洋占星術獨領風騷，傳統的占星術毫無置喙之於餘地。說起來，迷信本身已經不智，何苦不辭辛勞飄洋過海的去信奉那些洋迷信，如此捨近求遠，厚彼薄此，在得不到任何合理的解釋下，我們姑且稱它為－－「崇洋媚外」。


-西洋占星術的起源-


　　在遠古草昧時代，人類對於洪水、旱災、地震、颱風等自然現象，以及攸關自身的出生、衰老、疾病、死亡等生命變化，在科學知識累積不夠，並受時空的限制致使認知能力有其侷限的狀況下，對上述的現象變化產生了莫名的恐懼，最後將其全部都歸咎於未知的鬼神及神秘的星象上。前者的鬼神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雛型，後者則孕育出古代的天文學。古代的天文學，是迷信與科學混合的產物，依科學和迷信程度的不同，可概括性的分為二大類：其一是主要根據太陽、月球在天體間所運轉的週期規律，而劃分出年、月、日、時的區隔，制定出較科學性的「曆法」；再者為觀察計算星曜間的位置、異變、週期等天文變化，以臆測與占卜人、事、物的吉凶榮枯，所衍生出純迷信的「占星術」。

　　西洋占星術的起源可遠溯至距今五千年前，古文明發源地之一的底格里斯河及幼發拉底河流域間（今伊拉克境內）的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平原上的游牧民族。當時，在這塊號稱肥沃月彎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相繼崛起的民族有蘇美人（Sumerians）、巴比倫人（Babylonians）、迦塞人（Kassites）、亞述人（Assyrian）等，這些古代民族的原始宗教觀，相當程度的建立在崇拜天體上，也因此具備了對天文現象的觀察、計量，以及繪製的基本能力，此時的天文學本質上即是占星術。接著人們將早期的占星術給予系統性的歸納，並逐漸發展臻於完備，成為現今占星術的雛型，在西元前六一二年，以巴比倫為首都，橫跨美索不達米亞，建立統一帝國的迦爾底亞人（Chaldean）。他們在天文曆法上的成就相當大，以七天為一週，一天分十二時辰，與時辰分一百二十分鐘的計時方法，便是他們所創。迦爾底亞人並熱衷於繪製天體圖與蒐集天文資料，在雄厚的天文學基礎支持下，迦爾底亞人所擅長的占星術，獲得空前的發展，「黃道十二宮」的占星基礎被確定下來，可以說現代占星術的體系是在迦爾底亞人的手中完成的。如今占星家的英文，便稱為迦爾底亞（Chaldean），而「月曆」（Calender）一詞，亦源自於「迦爾底亞十二宮圖」的語彙。

　　西元前五三九年，其立國不到百年的迦爾底亞帝國覆亡，隨著征服者波斯帝國的擴張，迦爾底亞人的占星術傳入古希臘，為古希臘的天文學注入一股豐腴的養份。之後，傳到希臘的占星術融合當地的神化色彩，逐漸演變成現代星座的形態。西元二七Ο年左右，希臘宮廷詩人亞拉土斯（Aratus）便依據天文學家歐多克索斯（Eudoxus）的資料，在一首「星空」的長詩中，提到四十四個星座。之後，約西元前一五Ο年左右，希臘天文學家希伯卡斯（Hippcurchus）仔細觀察天體間的星辰相關位置，繪製出人類天文史上第一張星位圖，這份星圖共包含了八百五十顆星，希伯卡斯並依其亮度區分為六個等級。三百多年後，西元二世紀時，托勒密（Ptolemy）以希伯卡斯的星圖為基礎，重新觀測整理出北半球所能見的一千零十二顆恆星，並劃分為四十八個星座，稱為「托勒密星座」一直流傳至中古世紀。

　　西元一六Ο八年，荷蘭人發明望遠鏡引發一場天文學的革命。此時，加上歐洲航海霸權的興起，北半球無法觀測到南極天空上的星球群，此時被紛紛發現，托密勒時代流傳的星座已不敷使用，新星座的命名熱潮於焉展開。這期間赫維留（Hevelius, J）、拜爾（Bayer, J）、拉卡笛（La Cale, N.L）等都對新增的星座有著相當的貢獻。到了一九二六年，國際天文學聯合會（I.U.S）經過重新規劃制定八十八個現代星座，其中托密勒的四十八個星座仍延用至今。這八十八個純以歐洲人觀點命名的星座，自然沒有中國三恆二十八宿的星宿色彩。平心而論，中國在近代天文學史上，毫無貢獻與學術地位可言，對照前人在天文學上的成就，著實令人汗顏。反倒是台灣地區在追逐非科學的占星迷信中，有著讓人瞠乎其後的表現。

　　托勒密是古希臘最傑出的天文學家，其所著的《天文學大成》，是古希臘天文學的總結，從此奠定占星術的演算基礎。托勒密在占星術界的地位相當崇高，堪稱現代占星術的祖師爺，所著的《天文學大成》一書，更被歷代占星家虔誠的奉為入門必讀的教科書。

　　歐洲十七世紀前的天文學，不過是為了支持占星術的發展而延續下來，從占星術英文「Astrology」源自古希臘語「Astrologia」可得知。「Astrologia」在古希臘語中，指的是星的科學，跟天文學「Astrologia」的意義一致。直到文藝復興晚期（約一六六Ο年）各種學說理論、科學技術在人文薈萃的歐洲相互激盪時，人們意識到將迷信與科學混為一談，殊為不智，此時，占星術與天文學才正式分道揚鑣。因此，占星符號除了計都及羅喉外，其他均與天文符號一樣。早期的占星術只被用來占卜自然災害及重大事件，如風災、洪水、戰爭成敗、國家興亡以及重要的王公貴族們的命運，一般升斗小民是無緣一窺究竟。大約從托勒密以後，占星術的內容才逐漸擴展，開始根據「宮位圖」推算個人的命運，以及性格的判定。

　　西元三世紀，羅馬帝國奉基督教為國教，一直到文藝復興為止，這長達千年之久的中古世紀，歐洲進入基督教所統治的「神權時代」（教皇的權利大過國王），嚴禁一切神秘主義，占星術首當其衝的被迫害，整個發展停滯。因為基督教義明白宣示，人是上帝創造的，因此，人的吉凶禍福應由上帝決定，絕非星辰所能左右。

　　占星術在中古時代的歐洲，雖然命運多舛，但卻在阿拉伯世界大放異采。西元六四一年，希臘城邦被回教徒所攻佔，希臘天文學也隨之傳入回教文化中，使占星術在回教文化的庇蔭下，融合了阿拉伯色彩。這時期阿拉伯在天文學方面的研究風氣盛行，人才輩出，相繼有巴塔尼（al-Battani）的《論星的科學》，蘇菲（al-Sufi）的《恆星圖象》，查爾克利（al-Zargali）的《托萊多天文表》等天文鉅著的發表，此時，托蜜勒的著作《天文學大成》」還被譯為阿拉伯文，名為《偉大的書》。阿拉伯此等卓越的天文成就，在文藝復興初期傳回歐洲，帶動了歐洲十三世紀以後的占星術熱潮。

　　這股占星術熱潮延燒整個歐洲，各王國宮廷內充斥著沽名釣譽的占星家，他們成為國王、主教、貴族以及僧侶們的顧問，各大學也競相開辦占星術的課程，占星術已堂而皇之的進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中。當然，並非每個天文學家均如此矇昧無知，仍有一部份人只針對天體間的星象變化，單純的進行數據性的觀測。

　　在眾多良莠不齊的占星家中，沒有一個人的事蹟，比得上十六世紀時，法國大預言家諾斯特拉達穆斯（Nostradamus, 1503-1566）風光，他的一部預言集《諸世紀》（Centuries, 1555），時至今日，仍有不同的譯文書籍問世，倍受讀者矚目。諾斯特拉達穆斯曾任法王查理九世（Charles IX）的宮廷御醫，他準確無誤的預言出法國王室接踵而來的悲劇，甚至連自己死前的模樣都預測到，種種的「神蹟」，風靡歐洲，使得他在占星術史上，名列青史，永垂不朽。

　　接著在十七世紀時，英國一位占星家威廉‧利尼（William Lilly）也因為預測到一六六五年的大瘟疫，與之後幾年的倫敦大火而聲名大譟。到了十九世紀，一次大戰的首腦德皇威廉二世（William II）曾將那些對德國戰事作出不利預言的占星家，驅逐出境。但是，威廉二世本人，卻被占星家沙代利亞(Sepharia)在其著作占星手冊(Manual of Astrology)中，將威廉二世的驟死，德軍的慘敗，完全的預言中。

　　中古世紀的歐洲，在基督教會的統治下，基督教義凌駕一切之上，托密勒的「地心說」與「上帝創世紀」的教義不謀而合，因此被教會視為神聖不可忤逆的信條。當時所有的科學研究均不得踰越教會所認知的範圍，這使得歐洲的科學技術滯足不前、一落千丈。直到十四世紀文藝復興後，人們回頭尋找古希臘的科學著作，以及從阿拉伯引進新的科學知識，宗教信仰的力量才逐漸式微，長期遭教義禁錮的思想獲得解放，但也使得人們心靈頓失依靠，無所適從，造成水晶球、泰洛牌(Tarot Card)、占星術等神秘主義趁虛而入，大行其道。

　　在神學主義籠罩，教會操有生殺大權的歐洲，哥白尼(Copernicus)於一五四三年發表的「天體運行論」倡導「日心說」，無疑具備大無畏的道德精神，當時教會的保守勢力龐大，無怪乎伽利略曾在私人書信中氣憤的提到：「對這些人而言，真理用不著到自然界中尋找，而是從古人的著作裡追求。」「天體運行論」問世後，神學家視其為異端邪說，譴責的聲浪舖天蓋地而來，教會也於一六一六年將「天體運行論」列為禁書，教會的舉止使我們聯想到二百年後，達爾文的(Darwin Charles)的「物種起源」直接挑戰「上帝創世紀」說時，所遭遇的慘烈反抗。此時，占星家對「日心說」也如坐針氈，欲除之而後快，因為一旦「日心說」成立，那以「地心說」為基礎所推演的占星術，自然會暴露其荒謬性，因而對「日心說」群起圍剿，口誅筆伐。

　　所謂「真理越辨越明」，在哥白尼之後，歐洲天文學界人材濟濟，先後有第谷(Brahe)、伽利略(Galileo)等，在其研究著作上，給予哥白尼的「日心說」大力的支持，再加上牛頓(Newton)力學的驗証，「日心說」已被歐洲十七世紀末的天文學家所接受。教會則迫於科學的威力，遲至一八二二年才宣佈對「天體運行論」解禁。占星術在受到哥白尼所代表的現代天文學衝擊後，已失去科學基礎，終於如江河日下，一蹶不振。雖然有人試圖挽回其頹勢，如克卜勒(Kopler)便嘗試將占星術與現代天文學結合，但終歸失敗。十七世紀以後，占星術已淪為「術數」之流，受到正統嚴謹的天文學家所輕蔑。但是，占星術並未就此壽終正寢，實際上它一直茍延殘喘至二十世紀，不過它永遠被遺棄在科學殿堂外，則是不爭的事實。

　　西洋占星術的起源，相信經過本篇幅的介紹，讀者對其來龍去脈會有更概括性的了解。對照坊間目前的占星流行書刊，本篇幅難免予人大費周章之感，因為其他占星書籍對其來源不是語焉不詳，支吾其詞，就是乾脆省略不提。然後開始高談闊論起獅子座的優點如何；處女座今年運勢怎樣；金牛座與水瓶座的個性適不適合等等，這種近乎自言自語的星座囈語，到底根據什麼統計數據資料而來，始終交待不清，令人難以信服。

　　本書對「占星術」想當然耳的採取反對立場，但其最終裁判權則握在讀者手中，相信任何一位頭腦清醒的讀者，在看過以下章節對占星術鉅細靡遺的披露後，對於「孰是孰非」必定了然於胸。


星座與流行文化


　　在中國，千百年來，「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宿命思想，早已根植人心，其「聽天由命」的消極心態，更成為命理迷信滋生的沃土。到底人的命運是由上帝主宰？或是由出生的那一刻所決定？抑或二者皆非？距離地球幾萬光年遠的「星座」，竟能夠影響我們的性格？或理性浪漫，或積極拖延；甚至遙控一個人的命運？或飛黃騰達，或窮困潦倒。這有如「天方夜譚」式的「星座」神話，如今卻在台灣的大街小巷方興未艾，蔚為流行。

　　星座真能左右一個人的命運嗎？希臘哲人赫拉克利圖曾說：「一個人的性格決定其命運。」如果你生性懶散，不圖上進，必然無所成就，何能寄望天上星辰助你一臂之力呢？人的命運本來就操縱在自己手裡，就像你以手摀鼻，自然呼吸困難一般，這是一加一等於二的幼稚園問題，道理如此淺明易懂，偏偏仍有人非理性的對於舶來的占星迷信驅之若騖。充滿古希臘神話色彩的星座流行文化，如今卻被黑眼黃皮膚的炎黃子孫所承襲仿傚，做為個人的性格、健康、婚姻、職業等的依循方向與參考指南；跟由猶太裔德國人馬克思所倡導的共產主義，由儒家思想薰陶下的中華文化所捍衛及延續一樣，其荒謬性足以相互媲美，同時不禁使人感到中華文化的淪喪，竟是如此的不堪。

　　近代的科技文明主要是由歐美白人所主導，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與種族，只是英雄凱旋時，夾道兩旁搖旗吶喊的歡呼群眾，其存在之目的為襯托英雄的偉大性。平心而論，中國對近代重大的科學發明毫無建樹可言，但是，中國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迷信比起西方列強的迷信則毫不遜色，這也是中華文化中少數能與西方相抗衡之處。因此，何苦捨近求遠，飄洋過海的去信奉那些洋迷信呢？「迷信」－中國多得很！

　　中國古代的占星術其起源非常早，商代所留傳下來的甲骨片，其內容即有占卜天象的紀事。二十八宿星座名（即中國星座名）則早在二千五百年前的戰國初期即有完整記載。西元十四世紀，中國留存有最早的「新象」紀錄。而二千多年前的漢朝，中國即已記載有關太陽黑子活動的書籍。西元一一九九年，宋代的楊忠輔創「紀天曆」，定回歸年長度為三六五‧二四二五日，與目前世界所通行的公曆長度相等。一九七三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一幅「漢帛書慧星圖」，是世上最早的慧星形態圖。而中國最早的天文專著，可遠溯至戰國時期甘德所撰的《天文星占》及石申的《天文》一書。

　　中國古天文學的成就，直到十六世紀前尚與西方世界並駕齊驅，然而中國早期的「蓋天說」思維及東漢張衡的「渾天說」觀念，基本上都屬「地心說」體系，缺乏科學根礎。因此，十六世紀後，哥白尼提出「日心說」體系提供天文觀測的科學基礎，對西方天文學界造成天翻地覆的衝擊，加上十七世紀望遠鏡的發明，歐洲天文學的發展一日千里，此時，中國的天文官員仍停留在以肉眼觀察天象的手工業時期，終於東西方的天文學水平差距越來越大，中國天文學也被西方遠遠的拋諸腦後，再也無力追趕。

　　中國自古以來，自有一套獨力發展具備「中國風格」的完備占星系統，跟埃及、希臘、美索不達米亞等古文明相互交流、融合所發展的「混血占星術」迥然不同。因此，西洋占星術對中國特有的占星術影響微乎其微，倒是日、韓等國的命理迷信如周易卜卦、風水堪輿、四柱八字等，則完全承襲自中國。

　　西洋占星體系有系統的傳入中國，根據考証是在隋唐以後，依其傳入的文化媒介可區分為如下三個階段：首先是在隋唐時代，佛教東傳，隨佛經傳入中土，深受西洋占星術影響的印度占星術也被翻譯傳到中國，如《隋書．經籍志》中即有《婆羅門天文經》、《婆羅門竭迦仙人天文說》等占星譯作。而隋朝所譯的《大方大乘等日藏經》中出現的黃道十二宮名，亦為目前所知最早的十二宮的中文譯名，其次為唐代不空僧人於西元七五八年譯出的《宿曜經》內的十二宮名。不過當時的譯名並未統一，如雙子宮便曾歷經陰陽、男女、雙鳥等譯名，十二宮名直到宋代才逐漸統一。

　　再者為元明之際，隨著蒙古人的西征，將承襲自西洋占星術的阿拉伯占星術引進中國。當時元朝便任用許多回回（波斯）籍的天文官員。後來明太祖朱元璋更曾勒令大學士吳伯宗等系統性的譯介回曆法。明洪武癸亥年（一三八三年），由西域海達兒、阿答兀丁等譯的《明譯天文書》中，便可一窺西方星命學的梗概。而吳伯宗所譯的《西法天文》一書，則是中國早期較為完備的西洋占星譯作。

　　最後是明清時期，明萬曆年間，利瑪竇(Mathoeus, R)渡海東來，開啟了耶穌會傳教士在華的傳教事業。這些學有專精的傳教士，同時也帶來西方先進的天文（包括占星術）、物理、幾何、醫學等知識。清順治壬辰年（一六五三），傳教士穆尼閣(Smogolenski, J.IV)著有「天步真原，人命部」三卷，此書堪稱民國以前西洋星命學的教材，頗受清代的術數家所重視，如道光年間，聞名江南的占星家陶胥來，即宗「天布真原」之說。

　　西洋占星術傳入中國的時間，雖然可遠溯至隋唐時期，但除「黃道十二宮」的宮名被中國術數家情有獨鍾的納入命理體系中，與中國固有的十二次、十二辰、分野、二十八宿等配合使用外，並未獲得真正的重視，其占星內容也未曾融入中國占星體系內。

　　長久以來，西洋占星術在中國傳統的命理迷信中，始終未能掙得一席之地。現今台灣地區「東洋版」的西洋占星術正蓬勃發展，蔚為流行，則是近三十年來才有的事。民國五十七年，由鴻文出版社出版，黃頭生譯的《簡易占星術》，堪稱台灣占星流行書刊的始作俑者。 

　　當初文章只寫到這裡，如果讀者覺得還意猶未盡的話，我也愛莫能助，因為我已不打算再寫下去了。關於命理術數這個議題，絕對是有其討論的空間，本文章僅代表個人二十五、六歲時的立場，至於現在的態度則採取開放式的，傾向於把命理術數當成一門顯學來研究。